中国经济报告丨联邦德国进入高收入阶段时的贸易政策与镜鉴
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22年已达12741 美元，接近世界银行2022年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人均国民收入13205美元。但现阶段我国也面临着老龄化、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摩擦增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增加等问题，对未来贸易和宏观经济发展形成挑战。研究典型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期的贸易情况、面临的困难和贸易政策，对我国未来制定促进贸易发展的政策会有所启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戴慧在《中国经济报告》2023年第3期撰文，详细梳理、分析了二战之后联邦德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的贸易政策得失，并对我国相关政策制定提出建议。文章要点如下。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一度倾向于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寻找拯救经济的方法，例如实行进口配额制等。欧洲其他大国也曾有类似倾向。而美国希望推行更开放的贸易规则，借用联邦德国充当构建世界贸易新秩序的杠杆。美国先是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上草拟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制度框架，并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之后，推行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框架规定取得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要想获得美元进口援助，需放弃其在此途径下产生的收支盈余，联邦德国的工业产能较高，故实际获得的美元净援助较少。但该计划框架下的另一些要求则推动了联邦德国向欧洲市场的出口。1951年10月，联邦德国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后参与国达成了系列关税减让决议。这些都大大推动了联邦德国的贸易开放。
1952年联邦德国出口快速增长，一举扭转了进口增长较多引起的贸易赤字和国际支付危机。此后，联邦德国贸易开始腾飞。有了逐年增长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做后盾，到1958年，联邦德国货币实现了完全自由兑换。20世纪50年代对赔款债权国的赔款和专利及技术转让，也减少了联邦德国的外部压力、改善了其在国际市场的待遇。到1960年，联邦德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3.6%提高到8.9%。
在积极加入关税总协定的同时，联邦德国对欧洲的开放合作快速推进。1950年,时任法国外长提出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次年 4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1952年7月，煤钢联营协议正式生效。之后，对煤炭和钢铁采取了取消关税、取消运输领域的国家歧视行为、取消钢铁工业补贴和煤炭业公开补贴。同时，作为超国家机构，煤钢联营高层机构对煤钢产业征收一定税收，并进行共同投资，还建立了储备基金，以之为基础融资，转贷给成员国企业。这些改革和制度对后来的欧洲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产生了一定影响。1957年3月，六个成员国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将合作范围扩大到经济领域，以逐步推动成员国间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及经济一体化。随着欧共体建立和内部市场的扩展，联邦德国对欧共体内其他成员国的出口逐年增长，到1971年，对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出口占联邦德国出口的比重已经增长到 50%。欧共体市场扩大和促进经济一体化规则的逐步完善，也推动了成员国间的贸易发展，到2022年8月，德国对欧盟国家出口占其出口比重达到55.4%。
联邦德国还运用了出口信贷、汇率等杠杆促进出口贸易发展，并利用科技成果促进产成品出口。例如，1979年全球滞胀时期，联邦德国政府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竞争力，采取了控制增发货币、调低汇率的政策。1978年，在联邦德国和法国倡议下，欧洲货币体系成立，欧洲货币单位和外汇储备调节基金的创设，对后来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相对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联邦德国与其成员国间贸易发展也受益。
财税政策方面，联邦德国在战后重建初期，曾通过对出口企业减免税方式鼓励其出口，对造船业、机械业、钢铁等行业的出口企业给予过一些补贴，但后来随着经济实力增强，考虑到此类措施带有倾销性，将其逐步取消，改为运用与他国的互惠关税政策来鼓励外贸。20世纪80年代科尔执政时期，整顿财政、降低财政赤字、控制国债增长的政策对保持物价稳定发挥了一定基础作用。其推行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加大了对生物工程、电子通信等新兴行业的科研投入，推动了汽车业的技术改造和自动化，提高了纺织业的自动化水平。这些为其贸易结构升级打下了基础。
总体而言，在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阶段，联邦德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塑和全球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其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基础。近些年，全球化遭遇了逆流：有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后发国家遭遇了技术性和关税等贸易壁垒提高的障碍；新冠疫情后的供应链安全考量使大国更多地提倡供应链重塑和更强调区域内一体化；而一些局部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有扩大之势、可能加速少数国家经贸脱钩。回顾二战后几十年的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贸易全球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即便因一段时期人工成本提升或者能源成本提高，一国贸易会经历挫折，产业会经历痛苦的调整，经济会经历结构失衡和摩擦性失业，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创新，一国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拓展新的市场，获取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反，将问题全部归责于他方，并不是客观的解决之道。而通过主动参与完善贸易规则、推动区域贸易发展和全球化，仍然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主流政策取向。合理管控可能泛化的地缘政治风险和促进和平，才是避免全球经济产生大的动荡的正确方向。面临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世界经贸的双重冲击，我国应积极应对对外经贸方面面临的压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塑和新的贸易规则谈判，主动适应新规则对我国经贸的新要求，成为促进和平的力量，为未来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整理/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