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报告｜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和援助承诺落实不力

发达国家减排力度不足。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历史碳排放的主要责任方。发展中国家面临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同时还不成比例地承受着气候危机的损害。过去170年里，发达国家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世界总量的58%；最不发达国家仅3%，承受着过去50年里全球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69%的人员死亡。从当前排放量来看，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远低于6.8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全球均值，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碳排放总量比仅为1.1%。当前，发达国家减排信心不足，未能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关键领域变革没有得到有力推动落实。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夕，各国更新了NDC，但不少国家相较2015年并无提升，甚至有所倒退，更新后的NDC仅在原先预测的2030年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基础上减少了7.5%，远低于《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最低成本路径30%的减排量。美国一次能源消费中近八成为化石能源，2022年美国碳排放量较上年增长0.8%。

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承诺。发达国家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和发展提供应有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资金和技术短缺，仅靠自身能力几乎无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至今未兑现 2009年作出的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尚未达到占其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缺口约为每年1500亿美元。2012—2020 年，气候相关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仅从232亿美元增长至529亿美元，增速和总量都远远不够实现《巴黎协定》目标。2020年，45%的绿色发展相关官方发展援助以债务工具方式提供，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获得的绿色官方发展援助中分别有75%和67%由债务工具提供，这种趋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尤甚。另一方面，欧盟公正转型机制、亚洲开发银行“能源转型机制”、气候投资基金“加速煤炭转型投资计划”等现有支持发展中国家转型的融资机制都拒绝支持油气管道和煤炭开发利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却未能充分支持绿色技术分享和转移。2020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仅有2%用于技术创新，其中只有不到2.5%的资金用于能源领域的研发。2018—2021年，发达国家绿色技术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了约990亿美元和960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口增量仅为15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绿氢、生物燃料、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将创造9.5万亿美元的市场，约为当前印度经济体量的3倍，但大多数市场机会由发达经济体享有，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

投资贸易“绿色壁垒”倾向持续增强。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已经实现碳排放自然达峰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信心，大力推动快速退煤脱碳，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也基本不给予投资。但是，自然资源开采、初级商品生产等产业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仍旧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计划于2024年完工的全球最长加热输油管道东非原油管道项目预计将为乌干达带来每年15亿—35亿美元的净收入，创造超6万个就业岗位，提升约20%的GDP，对乌干达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2022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维护人权、保护环境、控制碳排放为由谴责东非原油管道项目，石油和天然气保险公司安联保险已退出该项目，英国巴克莱银行和瑞士信贷也拒绝为该项目提供融资。同时，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气候政策正在形成新的贸易“绿色壁垒”。例如，欧盟于2023年1月1 日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对进口产品引入碳价格，将欧盟成员国选择的环境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碳边境调节机制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如果以嵌入式二氧化碳排放每吨44美元的价格实施，发展中国家碳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将减少1.4%，收入将减少59亿美元，而发达国家的收入则将增加25亿美元。

（以上文字摘自《全球发展报告2023：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发展》）

《全球发展报告2023》以“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发展”为主题，诠释全球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趋势、机遇挑战及前瞻性思考，重点分析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发展融资、能源转型、工业化、数字化七个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建议。(整理/王海燕)